前几天毕节市基层官员和采访记者产生严重冲突事件，引起强烈关注。
对于类似事件，一般不太愿意冠以“打记者”的字眼，因为看起来记者无职无权，处于弱势的地位，遭受了欺凌，但是事实上，媒体记者享有一种超越性的权力，可以跨越各种职业藩篱和行政壁垒进行报道和监督，放眼社会领域，几乎没有第二种这样的独特力量存在，因此，媒体的报道和舆论监督是一种受到保护的特权。那些和媒体记者产生冲突的地方和单位，无一例外被反戕、受到处理。
但是毕节事件受到关注，并不意味着人们对于记者抱有好感或者崇敬之情，而是对于基层如此胆大妄为感到震惊。相信不少人，包括政府部门、基层干部和普通群众对于媒体和记者并无好感，但是也深知这是一个“不好惹”的角色，并且在媒体和地方官员的对立中，他们更希望媒体加强监督，因为媒体和权力，后者问题更重。对于基层打记者事件，人们直觉这是“大事”，同时也震惊于基层治理的乱象，并猜测基层在试图隐瞒更大的黑幕。
此次打记者，和此前的类似事件，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地方。
此前不少地方已经发生和媒体记者的冲突，但是冲突常常爆发在地方宣传部门和记者之间。因为地方宣传部门对接各种媒体，其首要责任在正面宣传之外，就是“守土有责”，对于外来的媒体常常是正面接触、贴身防范，常常引发近身冲突。比如原阳县的冲突就属于此类。
但是此次毕节的冲突，却是爆发在地方干警和媒体之间，这是和此前大不一样的地方。从事后地方的处理来看，地方的镇长被列为责任人。可以想象的是，镇长看到媒体进入辖区之后，就派出派出所人员“防着点儿”，没想到具体执行过程中擦枪走火，导致严重冲突。但是到底有没有来自县城里的指示，则是另外一个话题，需要一些调查。
我在很多地方调研和咨询的时候，了解很多派出所人员的收入来自于地方镇政府，关系好的，收入多，关系不好，甚至该有的也不给了，因此镇政府调动派出所的资源轻而易举，这使得地方干警常常被基层干部当枪使，民警一旦站到一线，不光出现冲突，也一举引爆舆情，并使得民警社会认知成为牺牲品。
这使得毕节打记者案成为又一起基层干部严重缺乏媒体素养导致乱作为、乱出警，出现严重后果的案件，同时也给基层派出所带来巨大负面影响。
此案还有一个较大的不同地方，在于打人案发生在基层，在织金县马场镇，但是在传播中，却成为“毕节打人案”，以地级市直接命名一个事件，这也是比较少见的，一般情况下，除非发生在闹市区，一般是以事发地的县命名更多一点，如“原阳打人案”等，这是因为网民对于当地了解太少，是遥远的想象力所不及的地方，只能以人们熟知的地方来命名。
此类案件的爆发模式，成为地方很难跳出的“怪圈”。
这个怪圈非常简单，就是县域内出了一个负面事件，然后媒体来采访，地方正面出击迎敌，结果就导致这样的结果：原来的事件尚未平息，又搞出了一个新事件，而且因为是媒体，影响更大，彻底将地方舆情引爆，成为一个典型的次生舆情。
本来，县域范围内出了一个负面事件之后，地方本可以按照地方的治理思路和本土逻辑来处理，或者安抚，或者压制，或者隐瞒，基本上也能处理或者“摆平”，甚至在20多年中的网络舆情时代，这种做法也往往能够奏效，这在于地方百姓和地方政府对立，就算在网络上赢回一局，实际生活中也会完败。但是这种基层治理模式有一个BUG，就是外来媒体一旦介入，事情就急转直下，会捅到网络、捅到省城，直接导致地方政府陷入危机。因此，阻断媒体的传播链条就成为当务之急。
为了阻止媒体触达现场和当事人，就采取“围点打援”方式吓阻媒体，结果却引爆更大危机。因为媒体正是事件和危机的放大器，或者说，媒体就是一个“大炮筒子”，你出手就是扣动扳机，结果就是一声炮响。
就以原阳打记者案来说，2020年4月18日下午，河南原阳县一个建筑工地自卸车倾倒土方时，将在工地玩耍的4名儿童压埋，致其不幸死亡。红星新闻、新京报、上游新闻等媒体的记者前去采访，但现场被不明身份的人员阻挠甚至遭到殴打，手机等亦被抢。地方宣传部出面就此解释，结果导致越抹越黑，还惹出了更多的幺蛾子，成为基层宣传部门应对媒体的一个非常失败的负面案例。
毕节案也是如此。极目新闻记者在贵州毕节采访“水电站放水致两名教师溺亡”事件时，被当地一个派出所副所长和两名辅警阻拦、殴打。
基层政府这种“围魏救赵”“围点打援”的做法，总是引爆危机。记者是“客厅里的野蛮人”。
“野蛮人”一词作为现代金融专用的代名词，往往是指那些试图粗暴收购公司的各种资本，因此，“门口的野蛮人”也就是指那些即将敲门或者破门而入的现实风险。
用这种思路来描述到基层采访的媒体，会发现媒体记者就是“客厅里的野蛮人”。
正如上文所言，基层尤其是县域一旦出了负面事件之后，他们本可以在传统的处理思路里进行管理，往往能够奏效，即便是上级来调查、司法介入，也并不会带来更大风险，因为这些也都是体制内的人事问题，只要采取传统的体制内的应对办法，也不会出现太大的岔子。
但是媒体不一样，他们完全不遵守体制内的路数，不会电话通知，也不会听取汇报，而是开着越野车或者暗访的小中巴，直扑事发现场，并且往往在掌握各种事件真相或者细节之后，直接放到网络或者发到媒体上，直接打乱地方的各种部署。如果将地方比作一间房子，里面有规则和潜规则，那么媒体的做法就是直接掀开了房顶，或者拆了一堵墙，一切乱了套，威胁到了地方的社会治理和官员的政治安全。
以此观之，媒体不再是“门口的野蛮人”，而是直接登堂入室的“客厅里的野蛮人”，让这个空间里的主人看到之后再难容忍，必将视之为入侵者和野蛮人，必欲将之驱逐而后快。
这不光导致了冲突，而且我们会发现在冲突之后，地方在各种压力之下给出的通报和解释里面，往往在字里行间都会表达自己的情绪，并描述媒体记者的种种“挑衅行为”。
如原阳案中，地方接受采访说，记者 “一手夹香烟、一手持手机”的“进行言语挑衅”的混混记者。受访官员“尽管媒体人员有挑衅行为，基层工作人员也不应与其拉扯，发生肢体冲突”的教训。
在毕节案的通报中说，“在阻止李某某（记者）继续拍摄过程中，扭打造成李某某面部等多处软组织挫伤（经第三方鉴定为轻微伤），致使李某某手机、眼镜等物品遭损坏”，暗示是记者的拍摄行为激怒了工作人员。
基层政府如何和媒体“过招”？
基层政府和媒体的关系，是很难握手言和的。媒体代表了一种城市社会的现代文化机制，以透明报道和媒体监督为己任，而基层政府总是存在这样那样的不尽如人意的弊端短板，常常成为媒体天然的报道监督对象，而且报道往往给基层带来难以修复的伤害。
当基层政府和媒体关系融洽的时候，那只有两种情况，一是媒体放弃了真相，二是地方实现了真正的社会和谐。但是这两种情况都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用“过招”，而不是“打交道”来描述两者的张力关系。
我们在接触大量基层领导干部的时候，他们都感到一个巨大的困惑，就是如何应对记者的来访？无论如何，都是一种巨大的威胁。“防火防盗防记者”已经流行了数十年，今天依然是个风险防范的模板。
这方面的过招和沟通，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攻守双方，都有合理和不合理之处。对于媒体，没办法建议，因为他们是强势的主动的一方，而对于基层政府和领导干部，我们提供如下基本建议以供参考：
确保不和媒体产生冲突，以尊重和合情合理沟通为主；
一、从县级领导到乡村干部，都需要培训学习如何和媒体记者打交道，将“媒介素养”视为“执政素养”和软实力；
二、要敬畏，而非仇视记者；
严防死守是错误的，要学会和媒体打交道；
不因记者个体行为而投射个人情感，记者只是媒体及其背后读者群体的代表；
媒体不是你的朋友，也不是你的敌人，他们是独立的“第三方”机构；
三、认识到媒体是个“社会化工具”，利用好，会带来好处，利用不好甚至误用、产生冲突，会招致巨大损失；
四、乡镇不要独立和媒体“过招”，要请县级相关部门接待接洽；
五、县级要有新闻扎口制度，有发言人或者专人和媒体接洽；
主动准备和提供丰富的地方素材进行“喂料”，不要让记者一无所获；
六、记者提出采访要求，要积极配合，可以陪同，掌握细节。一旦涉及敏感细节和冲突性细节，依然以沟通为主；
一旦媒体报道不可避免，试图阻止是无意义的，可能带来更大风险；
七、要制定危机预案，应对可能和即将到来的舆情危机，如何问责、如何通报等事项，都需要进入程序；
八、平时做好媒体公关，维持沟通关系，事到临头或有意外收获；
当然，处理好和媒体的关系，是个很复杂的问题，这根源于基层社会和基层治理的复杂性。整体上，媒体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工具，报道地方的问题会推动地方向前发展，但会带来局部的暂时的“阵痛”，这对任期制的基层干部来说，挑战巨大。但是媒体的风险和威胁，不失为倒逼地方谨慎使用权力、更好推动治理的外部监督性力量，地方领导应该善用媒体，并在这个总的认识之下，学会和媒体这个“烫手的山芋”打交道、良性互动。
来源:网络舆情和危机公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