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力红：健康从正心始，天地人三和

作者简介

刘力红，男，1958年生，北京同有三和中医药发展基金会理事长。曾就读于广西中医药大学、成都中医药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1992年获医学博士学位。2002~2003年于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做访问学者1年。著有《思考中医》，主编《中医名家绝学真传》，整理出版《黄帝内针》。
《大学》里面讲“正心诚意”，中医里面也讲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这个“正”很大意义上应该指的是心正。那么什么原因会导致心身失正呢？忿懥、恐惧、忧患、好乐等不良的情绪都会使身心偏离，不正便是邪。所以对于情绪的调适是我们这个时代很重要的功课，也是最缺失的功课，我们的不良情绪，怨心怨行会严重影响到我们的生命状态，因此要负好健康这个责任，对情绪的认识太重要了。


同有三和：人生及生命健康的圆满


外则“天地人”三和，内则“性身心”三和。


三和——其实也是我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从外而言，要实现与天地、自然及人的和合。从内而言，要实现生命不同层次的和合。生命最深或最根本的层次是性，性和的重要标志是没有脾气，亦即没有不良情绪；中间的层次是心，心和的重要标志是没有私欲；最表的层次是身，身和的重要标志是远离一切不良嗜好。我个人认为，人生及生命健康的圆满一定要建立在三和的基础上。


这些年来，我一直思考中医的深层问题，尤其是“医为仁术”这个命题。思考的结果是，这一命题不仅具有道德的定义，更具学术定义。也就是说，仁不仅是儒家需要研究和践行的，同样也是医家要研究和践行的。研习践行仁，就与礼分不开。孔子云：“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此中医之尚礼也。“礼”是什么？礼是天地人与其本来相应的面目，而这个面目用有子的话来说，就是“和”。“和”在《中庸》中谓之“中节”，即无有太过或不及的状态。《老子》曰：“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所以此中节、此和、此礼、此面目，实际上都是天道通过损（泻）补二法来达到的。


为什么中医用的法归结起来亦此二法？这就是天道！这是中医的来源。《老子》接下来说：“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人道完全相反，它造就了更多的太过不及，所以是远离中节、远离和、远离礼的道。人道为什么会如此？就是因为人的私欲及对“我”的执着。孔子之所以强调克己复礼，就是因为不克己（己之私欲和执着），礼就不可能成就。礼是与天地人之本相应的东西，仁亦如此。太史公云：“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由克己而复礼，由复礼而归仁，实际探讨的都是天地人的问题。此如《素问·气交变大论》云：“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故礼之和，实际就是与天地人和，此为探讨中医诸多问题之关键。


与天地人和是谓健康的状态，《素问》谓此为“平人”。具体言之，与天和者，乃与六气相和，适寒温、慎起居者是也。与地和者，乃与五味相和，饮食有节者是也。


那么与人和呢？这里包括与人的性心身相和。性若服人，则与人性和；心若爱人，则与人心和；身若让人，则与人身和。如此则能不病。反之，与天地人失和，则为疾病，则为非平人。具体来说，与天失和，即与六气失和。凡不法阴阳，不和术数，起居无常，不适寒温者，皆可与天失和。与地失和者，即与五味失和。凡不法阴阳，不和术数，饮食无节者，皆可与地失和。药之所以有寒热者，调与天之失和；药之所以有五味者，调与地之失和。与人失和的情况比较复杂，大体言之，主要由不良情绪所致。人一旦有情绪（不良）就很难服人，很难爱人，很难让人，于是性心身便失和了。


所以，疾病实际是由三失和导致的，有些时候三者俱足，有些时候三者或居其一或居其二。为什么有的疾病很容易被药物或针灸等方法治愈，而有的却很难呢？值得思考。


人之失和：现今医学的盲区何在？


笔者认为，天地人虽相互影响，但药物、针灸所及，还是以天地失和为主。于情绪所致之人失和，作用较微。有人说：科学唯一不能作用的是情绪。于今，医学的规模和进步都是过去难以想象的，但为何难治疾病却越来越多？唯一的可能是现今医学存在盲区，盲区何在呢？我想这个盲区就是对人和的认识不足，没有意识到人失和是重要的病因，更没有意识到它是难治性疾病的主因。


所以，很希望开展这方面的大众教育，让大家明白疾病是怎样产生的。对照自身，自身有哪些引发疾病的因素？引发疾病后，哪些可以借助医生的帮助得以解决？哪些是医生也没办法，须靠自己才能解决的？


因此，开展对包括医者在内的普及教育非常必要。若大众皆能明了并认同此理，则不但健康有规可循，疾病有矩可治，且因人和教育的开展，家庭由此步入和谐，进而社会、国家步入和谐，此实为百年千秋之大计。


情绪等问题确实不容易解决，否则《中庸》也不会将“喜怒哀乐”搬出来，作为天下的大根大本。《老子》云：“胜人者力，自胜者强。”战胜自己以外的任何人，那只能称作力量，不能称为强者。只有战胜自己，才可称为强！战胜自己，其实就是战胜情绪的干扰。我们体味一下过去，情绪一旦上来，有几个人是能够不受干扰的？品一品“怒”字吧，一旦在怒中，心就被奴役了，心被奴役，哪有自在可言？


我认为解除情绪的干扰，进而步入人和，晚清树桐先生的学问可谓是最当机、最方便的法门。先生的学问皆从行持上来，所以，若欲切身受用，亦必须在日用中去直面、去担当。产生情绪问题最直接的地方，是家庭。因此树桐先生的道，又被称为“家道”。解除情绪的干扰，在树桐先生这里被称为“化性”，是人生的一门大学问。只有这门学问做好了，才有真正的健康、幸福和安乐可言。化性是一门真功夫，一门无条件的功夫。所以树桐先生有言：“死心化性。”死什么心呢？死人心，死为自我打算的这颗心，死维护自我尊严的这颗心，如是才能化性。


人心有种种称谓，或曰私心，或曰自我，或曰我执。《尚书》有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古德又言：“人心死，道心生。”我在五十岁以后，阅人多了，更知道这个心的厉害。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学这学那，最后发现还是学如何更巧妙地维护这个心。想到古言“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未免会心一笑，就是她了！


为什么说“中医尚礼，西医尚刑”？


“夫礼者，自卑而尊人也。”所以尚礼就是尚尊重，尊重自然，尊重周围，乃至尊重一切！因为每一事物的成就都须众缘合和，单一的力量再强大，也难办成些微之事。这是宇宙的真理和实相。明白这一点，就自然不会过分强调自己的力量，就自然会生起谦卑尊重之心。易卦六十四，唯谦卦六爻皆吉，这就叫尚礼！反过来看，西医为什么走向对抗医学，为什么尚刑？因为现代科技造就的力量太大了。人一旦拥有过大的力量，往往就会认为没有什么不可战胜，对抗与尚刑的路线由此而生。对抗与尚刑能够迅速解决许多问题，而带来的新问题是新的无休止的对抗。抗生素的耐药性问题就是这条线的结果。


从尚礼与尚刑的角度看待中西医，可以比较客观地认识两者的关系。过去我们或者将其视为一体，从而采用同一的教育、临床、研究；或者将其完全对立。我认为二者皆不可取。实际上，从刑礼的角度来看，中西医是互补的关系，一个社会没有刑会乱，没有礼更会从根本上乱。社会如此，人身亦然。乱世用重刑，但刑滥用又必为乱之根源。而礼用若能真正全面实现，刑用是可以避免的，但现实很难达到，所以刑用也就难以避免。


天地人三和的问题提出来，大家不妨思考，三失和导致疾病，从《黄帝内经》的时代到今天，各者孰轻孰重是否发生了变化？以我的临床经历，难治性疾病几乎毫无例外地都与严重的人失和有关。此问题若得不到重视和解决，则针药的作用要打折扣，或者病易反复。


怨恨恼怒烦：“心转情”还是“情转心”？


《黄帝内经》言“七情“”，树桐先生的体系讲五毒（怨、恨、恼、怒、烦）。细品七情，除喜（心所主）外，其余的怒、悲、思、忧、恐、惊皆为负面情志。何故？这里隐着一个心转情还是情转心的问题。以心转情者则能做主，以情转心者则不能做主。前者阳主阴从，是为康乐；后者阴主阳从，失于康乐也。


举一个例子，在门诊看到学生对患者的处理不合意时，我会当众呵责，这便是心被情转了。因为心无好坏对错，但情有！三祖云“才有是非，纷然失心”即是如此。今晨收到一学生的“最后通牒”，才知“棒喝”之下，诸生多半已遍体鳞伤了。德山临济乃以棒喝为接引方便，吾以呵责为禀性方便。祈愿诸仁者以我为戒！


大抵言之，心乃三界总轴，故凡事必由心开始。而心之下手处在调伏人心。所谓人心，即专为自己打算之心。人多以为不为自己谋求，何来舒适生活？实则恰恰相反，若能全心为人，诸事自入安坦。那么，具体言之，“心转情”者转在何处呢？在膻中，或曰中丹田，百姓则以心中指之。凡是影响到此处，而有不悦感，或沉闷堵塞感，则是心被转了。怎么办？早一些发现（觉）则转得不深，不至在理事上纠缠搅拌，子子孙孙无有穷尽。多用“找好处，认不是”之法或可解转。

正气存内：修身必以“正心”为前提

“瞧瞧这脾气。”


我知道的一位患者年近八十，是位女性，素有高血压病史，五日前因为钱上的一些小事，与老伴发生激烈争执。由于脾气发得太大，致当日通宵难眠，次日午饭后头晕恶心，血压升至250/150mmHg。经服降压药，血压虽降，但左侧肢体渐渐不听使唤，紧急到医院就诊，核磁共振检查后发现右侧桥脑梗死。后经过中西医的积极治疗，虽然左侧肢体障碍已在慢慢恢复，但却让我思索。


让患者险涉这场后果的是什么呢？是情绪，也即俗称的脾气！不良情绪或者脾气，就像埋藏在生命各处的地雷，随时都有被引爆的危险。一点点钱财，即便十万、百万，其实都与生命无妨，但是若因此引爆了脾气，这个伤害就难以估量。既然情绪的地雷随时都可能被引爆，既然生命时时都在受到情绪的威胁，那么为了生命的平安，我们就应去学习、训练，成为一名护持生命的“工兵”！


“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是大家极熟悉的句子，它出自《素问·刺法论》。只是对于何为正气，也许还含糊不清。其实，在《黄帝内经》体系，“正”的定义是确有所指的。《素问》的《五运行大论》及《六微旨大论》中都有如是言：“非其位则邪，当其位则正。”故而所谓的邪气、正气，就是当位之气为正气，非位之气为邪气。在中国文化里，时位是一体的，所以当位非位的问题实际就是当时非时的问题。比如夏天的当时当位之气是热，而非热的诸气，比如寒冷，便被视为邪气，余者以此类推。


当时当位细分起来，就是当下这一刻，离开这一刻便是非时非位。《大学》的八条目用了“正心”一词，由此我们亦知正心亦就是当下之心，或曰心不羁绊于过去，亦不妄想于将来，时时处于当下，便可谓正心了。对于当时当位当下，《黄帝内经》还用了太过不及来表达：失于当下，该来的未来被视为不及；不该来却提前到来被视为太过。不及用补，太过用泻，所以中医的补泻亦不过是扶正的手段。按照上述经义，正涉天人，本无内外，为什么经中要格外强调“正气存内”呢？实在地说，只有内在的正才具决定性的作用。内在的正其实就是心正或曰正心，《大学》里面的修身必以正心为前提就是这个道理。


什么因素会影响到这个内在的正呢？或者说什么因素会影响到正气存内呢？《大学》里列举了四个方面，即有所忿懥、有所恐惧、有所好乐、有所忧患。四者概括起来，亦就是情绪，因此我们需要认清，情绪是最困扰正心、最容易导致正气不存内的因素。


让情绪恰到好处地表达出来。


情绪之所以最能影响正，乃因情绪最为二元对立的特质。过去看《中庸》，总以为子思将“喜怒哀乐之未发”作为“中”，作为“天下之大本”，太有些小题大做。今日从二元对立的层面来看，则只有赞叹的份儿了。因为对立就不可能有中，而一旦超越对立，中自然就摆在那里，这不就是“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吗？因此，若然困在喜怒里，就必然陷于二元对立的纠结不能自已，如此便无中可言。无中，正何由出？故而中正往往同言。


只是作为普通的人，实在无法摆脱情绪，亦可以说，整个世界的努力方向便是为了制造情绪。现实世界里，人们把情绪分为好坏，并试图使世界向好的情绪方向发展。而在《中庸》里，似乎所有的情绪，即便是喜乐，都没有被看好。一方面，喜乐的后面就隐藏着哀怒，它们迟早要登台；另一方面，只要是情绪，都会无一例外地具备干扰中正的特质。这是圣人对待情绪的基本态度。


既然现实社会不可能没有情绪，很难做到“之未发”，那么，如何使这些发出来的情绪不构成伤害呢？这便有一个“中节”的问题。“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和便无伤人之虞了。“中节”即是恰到好处，即是没有过也没有不及。让情绪恰到好处地表达出来，其实是很有难度的。现实里我们要么将情绪深埋在心底，以致抑郁、发疯、跳楼时有发生。“中节”之所以困难，是因为我们各持己见，执持一端，这样便使得本来有限的情绪变得无限了。《论语·子罕》有孔子的一段问答：“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这段问答我未必全懂，不过用在此处，倒觉得恰当。执持一端会使有限的情绪流于无限，乃至没完没了。看一看每一个充满矛盾的家庭，无不如此。每天为了同样的事情争吵，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如何使情绪“中节”，不至流于无限？孔子的经验告诉我们：“叩其两端而竭焉。”执持一端，死咬住这点理不放，便就没完没了；若能叩其两端，也就罢（竭）了。叩其两端何以就能竭焉？子思在《中庸》里引用了孔子的另一句话，也许能够帮助我们明白，其谓：“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后世将这句话做了简化，即“执两用中”。执两也好，叩两也罢，不过为了用中。用中的什么呢？用中的作用！关于中的作用，《中庸》用了一个字来表达——和。“和”一旦生起，情绪便消于无形。偏执产生情绪，情绪又不断激化偏执，致使我们远离中正平和。中正是生命的基座，偏离中正，生命的大厦必然倾斜坍塌。


“闻过”的喜与怒。


山西南部有一个闻喜县，出过不少人才，县名虽为武帝所赐，但闻喜真正的出处还在《孟子·公孙丑》里：“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后世径称“闻过则喜”。子路位列“孔门十哲”，可对于一般人而言，很多的情绪都由“闻过”而起。亦可以说，“闻过”实在是考量我们把控情绪的关键。


孔子在对自己一生的评价里，到了六十，即称耳顺。所谓耳顺，就是听到各式各样的言辞都不会干扰情绪，或者因各种言辞泛起的情绪都不会左右自己。当然，诸言辞中又以指责批评甚至无中生有的诽谤一类言辞最令人不悦！


言语不费事，张口即来，可它的力量却大得惊人。言语是典型的“双刃剑”，张口说出来的话，既可伤人亦可益人，正所谓“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言语的作用是因为“言为心声”，所以，最容易影响心的是言语，最容易伤心的也是言语！明白了这点，我们既可以多说爱语以暖人，亦可以识破了它而不受其伤害。音乐是更特别的言语，或者干脆说是更能入心的言语。看来“心弦”二字不是白起的，最入心的还是弦乐！尤其是弹拨类的弦乐，如古琴、吉他……“心底无私天地宽”，心量有多大，事业就有多大。所以心量是由私的多少决定的，少一分私，心量就大一分；多一分私，心量就小一分。如能在日用中检点、反思，每一事项、每一心念，是为自己打算还是为众人、为集体、为行业、为社会打算，久之自见分晓，功夫自然上身，自会觉得树桐先生讲的“为人不为己，便是成佛体”绝非虚语！


三分治，七分养——圣人并不遥远。


一日翻阅《灵枢·玉版》感慨万千。篇中有岐伯的一段话这样说道：“夫痈疽之生，脓血之成也，不从天下，不从地出，积微之所生也。故圣人自治于未有形也，愚者遭其已成也。”尽管是大病是恶疾，可也都不是从天而降，由地而出，而是“积微之所生”。由此便联想到《周易·坤卦》中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


重大的变故也好，危及生命的恶疾也罢，皆非一朝一夕之故，就好像肿瘤似乎是突然发现的，但也都是慢慢累积的结果。今天生点气，明天生点气，积累下来，便气郁成结，或者抑郁症，或者肿瘤甚至癌症！


所以，圣愚的区别其实并没有那么天上地下，而只在这多一口少一口之间，只在这一念怒或不怒上，便就清楚了。而七分的养便要落实在这些细微处，调适好了情绪，把握好了衣食住行，不使有“积微”的过程，我们担忧的所有问题便失去了来源。这便是圣人的行止，这便是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当然也就是很好的七分养！


品味饶恕：
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品味饶恕，一直以为恕乃孔门之最深境界。欲知恕，从怒可知。怒者奴心也，心被奴则怒。心本君主，却受奴役，不能自在，不能做主。看看怒的人，能做主吗？不应说的话偏要说，不应做的事偏要做，这就是不能做主，这便是怒！那恕呢？如心为恕，如如然，如如不动，如心便是心本来的状态，与怒相反，是自在！饶恕者，因饶方能得恕也。古云：“得饶人处且饶人。”回想过去，余多是得理不饶人，不饶人自然就不得恕，自己气得鼓鼓的，对方同样被伤了。得了理还不讨好，何必？大家要以我为戒啊！饶了吧，饶了吧，饶人者，自必得饶，如此则恕在其中矣，自在在其中矣！


气都是自己找的。


气是从哪里来的？气都是自己找的！


当其位、当其时为正。从外而言，是四时当令之气；从内而言，便是时时处于当下。我们从正的造字可以看出，正从止、从一，故《说文解字》言正为：“一以止。”换一个说法就是：止于一为正。止于一，其实亦可看作止于中，因为唯中有一，离开中，便成二了。“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是孟子的一句名言。若能止于一，时时处于当下，便就是养吾浩然之气，便就天人浑然一体，如此邪何以干呢？


我们之所以将情绪说得这么重要，是因情绪最容易将我们留在过去，太多的时候我们会因为过去的不快而纠结不已，总想讨个公道，于是陷入忿闷；情绪亦会将我们逼向将来，并为此忧患，总之它老是使我们远离当下，远离浩然正气。情绪是自我的影子，或者说是自我的化身，我们品一品“公正”这个字眼，再看一看“偏私”，也就知道，只要被情绪左右，便无什么公道可言。


情绪是如此可怕的东西，需要我们去警觉。但情绪又是一个很好玩的游戏，透过这个游戏我们可以很方便地发现自我，发现偏私。发现了怎么办？还得用圣人的方法：克己复礼！克己就是克除自我，破除偏私，私我一除，所剩即礼即公，因公而有正，因正而离偏，情绪便自然弱化。


行走散步，心也在行。


心平则能气和，气和则能言缓，气和亦与善应。曾国藩于家书中，隔三岔五都要提醒二子：“行路慢否？说话迟否？”此古今通理也！《素问·上古天真论》中讲的“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体现在方方面面，行走散步亦是如此。如今散步成了时髦的锻练，还发明出了计步器。其实走路贵在脚踏实地，脚跟如何触地？脚掌如何触地？心中了了分明。如此不但脚在行，心也在行，这就叫形与神俱。若不能如此，那只是脚在走，保健的作用就很有限了。


学会微笑。


在拥堵的路上开车，心情可想而知。某日在红绿灯前等了好几个来回，眼看这次是终于能过去了，可前面的车子不知什么原因，竟然一动不动。眼望着绿灯又要熄灭，不由得心头一急，按响了喇叭……回过神来一想，急什么呢？不由暗自一笑，可就是这微微一笑，突然让我感受到原来绷紧的面孔马上松了下来。太奇妙了！一路上我像演员一样，不断尝试着各种面部表情，结果发现只有微笑时的面孔是最放松、最流畅的。


忆起《素问·上古天真论》中的一句话：“五七，阳明脉衰，面始焦，发始堕。”三阳脉皆上头，唯阳明主面，故而阳明脉衰，面失濡养，便会失去柔润变得焦躁、焦枯、焦急。俗云：精神看面貌！面之貌有赖于阳明脉的濡养，而濡养的效价取决于面部的表情，若能常取微笑，面肌松泰，则阳明之多气多血得以充分濡养，又何愁没有一张柔美的面孔呢？更重要者，内外相感，外内相应，外在之柔美又必将涵养内在之精神。


身心立极。


钦安卢氏医学的核心即其立极之说，钦祖以坎立极，卢祖铸之以火立极。以火立极者，在于将坎中一阳揭出，使其更为明了。“极”可意为生命之原点，或生命之赖以支撑点。


故曰极者万象之本也，中医之治本亦当参此！若临证不能观极，不能触极，进而立极者，恐终难治其本也。钦安卢氏医学的关键在于以火立极，只是细细参究，此极立在相火上。以火生之、化之、消之、动之。若从药物的角度，我认为钦安卢氏之用火，已臻极致。然药之作用究多局于身形，心性层面尚难相望，故笔者提出性理扶阳。若由此观，则树桐先生之学仍乃以火立极，此极立在君火上。如能两相参合，则明位两全矣！■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文：刘力红】